「原创」制度距离会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表现吗？-三重底线对公司的影响_财经知识

肖红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摘要】

本文以在华跨国公司为对象，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制度距离与文化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消极影响，同时，当母国的法律制度质量明显优于东道国时，法律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表现具有积极影响；进入模式对法律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表现之间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经验对法律制度距离与其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绩效之间关系具有负向调解作用。

关键词

社会责任制度距离跨国公司外来者劣势

JEL:

F23，M14

引言

随着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强，以及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逐渐由“经济力”向“社会力”转变，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尽管跨国公司在社会责任或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议题经常被学术界提及，但目前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非常有限（Kolk和Van Tulder，2010），有关文献研究仍然处于“萌芽”（embryonic）状态（Rodriguez等，2006）。特别是，由于难以获取跨国公司国外子公司社会责任活动的相关实证资料，学术界对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行为和表现很少进行研究（Rodriguez等，2006；Yang和Rivers，2009）。而在已有的少量研究成果中，大部分都采取定性的研究方法探讨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行为和表现，基本上都停留在假说层面，实证研究则少之又少。

目前，已经有部分学者关注到制度因素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比如，Schepers（2006）基于政治学文献和企业资源基础理论探讨了非政府组织网络冲突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活动的影响，发现非政府组织网络冲突会促使跨国公司产生将社会责任活动向发达国家偏移的倾向；Honke等（2008）的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的政府立法和全球与当地环境标准的支持者是影响跨国公司在南非实施社会责任活动的重要因素；Tan（2009）整合制度性和战略性选择的视角，探索和检验领先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这样新兴经济环境中的社会责任实践与其在母国表现相悖的原因、环境、程度和方式，发现东道国制度环境的缺失是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Wiig和Kolstad（2010）研究了东道国经济制度对跨国公司在安哥拉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发现从安哥拉当局取得合同和执照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社会责任活动的主要驱动力。然而，很少有学者对母国与东道国之间所存在的制度差异（Kolk和Van Tulder，2010）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行为和表现的影响进行研究。虽然Campbell等（2011）对该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证研究，并发现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和行政距离越大，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社会责任活动的可能性越低，但这一研究显然存在样本行业单一、社会责任测量维度单一、关注社会责任意愿和能力而非最终绩效的缺陷，且以美国为东道国的实证分析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以发展中国家为东道国的情况。

事实上，制度距离已被认为是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发展战略、经营绩效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Johanson和Vahlne，2009；Canwtell和Tolentino，1990；Hleifer和Vishny，1993），因为制度距离的存在会导致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面临着“外来者劣势”（Eden和Miller，2004），以及在东道国获取和维护合法性的困难增加（Kostova和Zaheer，1999）。社会责任作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一种企业行为，自然也会受到制度距离的影响。然而，国内外对这一领域的现有研究十分缺乏和薄弱，制度距离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仍不清晰，亟需开展深入研究。

鉴于此，我们以在华跨国公司为对象，就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这一问题开展了探索性的实证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丰富和拓展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的相关文献。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并加入了进入模式、在东道国的经营经验等调节变量，同时样本来自多个行业，社会责任表现用最终的社会责任绩效来衡量以及包括了责任管理、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等多个维度，能更好地解释制度距离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二是丰富和拓展了制度距离的相关文献。这一领域的以往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发展战略、经营绩效和行为方式的影响，而甚少涉及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丰富和拓展，探讨了法律制度距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得出一些创新性的结论。特别是，研究发现法律制度距离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绩效之间关系会受到母国与东道国在法律制度质量的差异方向影响。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制度距离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表现

企业社会责任，顾名思义，就是指“追求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行为”，是特定企业在特定制度安排下努力追求在其预期存续期内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的意愿、行动和绩效。企业社会责任在内容上既有三重底线模型，即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三个方面，也有金字塔模型，即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有经济、法律、道德和自由裁量四个方面的责任，亦有黄群慧等（2009）提出的四位一体企业社会责任模型，即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应该包括责任管理、市场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四个维度。进一步来看，由于企业是一个同时具备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社会活动主体，三重底线责任只是企业应负的基本责任，而一个管理水平低下的企业可能难以担当其应负的责任，因此本文更倾向于黄群慧等（2009）对企业社会责任内容的界定。由此，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表现就是其在东道国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在责任管理、经济责任（市场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表现的总和。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并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North，1990）或者管制制度、规范制度和认知制度（Scott，1995）。Kostova（1996）在Scott（1995）对制度的三支柱分类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制度距离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在管制、规范和认知制度方面的差异或者相似度。Xu和Shenkar（2002）在Kostova（1996）定义基础上，将制度距离明确划分为管制距离（Regulatory Distance）、规范距离（Normative Distance）和认知距离（Cognitive Distance）。Estrin等（2009）则根据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划分，提出了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实际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二分法与管制制度、规范制度和认知制度的三支柱法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即正式制度对应于管制制度，非正式制度对应于规范制度和认知制度。这意味着将制度距离划分为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与将其划分为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本文采取Estrin等（2009）的划分方法，将制度距离分为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两类，其中正式制度距离描述的是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在正式制度方面的差异程度，包括法律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非正式制度距离则指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在非正式制度方面的差异程度，主要指文化制度距离。

制度距离的存在将会导致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的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LOF），即相对于东道国国内企业来说，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中所遇到的一切额外成本（王凤彬和石鸟云，2011），通常包括由于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距离引起的陌生性、歧视性和关系性成本（Eden和Miller，2004）。外来者劣势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能力都可能产生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首先是外来者劣势意味着跨国公司相对东道国国内企业需要面对更多的法律诉讼（Mezias，2002）、更高的合规成本（Eden和Miller，2004）以及更多额外的其他经营成本，这些成本一方面会对跨国公司用于在东道国履行社会责任的“冗余资源”（Slack Resource）产生挤出效应（Waddock和Graves，1997），导致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下降，另一方面还会促使跨国公司将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减缓或消除在东道国经营所面临的额外成本劣势，对于在东道国履行社会责任的投入时间与精力可能会相对不足，即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会下降。其次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履行社会责任同样会因信息缺乏而产生陌生性成本、因利益相关方差别对待而产生歧视性成本以及因不确定情况下管理关系而产生关系性成本，这意味跨国公司相对东道国国内企业以及在母国而言，在东道国履行社会责任的困难性和挑战性都会增加。

制度距离的存在可能引发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的合法性冲突，因为跨国公司不仅要面对东道国当地大众对于公司的外部合法性诉求，同时还要面对来自母公司对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内部合法性诉求（Kostova和Zaheer，1999），而这两种合法性可能不一致。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只有东道国的公众感知到跨国公司的结构和人员、开展业务的过程和结果与其所进入环境的价值观、期望以及社会规范相一致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才可能取得外部合法性（Dowling和 Pfeffer，1975；Suchman，1995）；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只有被公司其他单元，特别是母公司所接纳和认可才可能取得内部合法性（Kostova和Zaheer，1999），才可能获得母公司和其他单元的资源支持（Pfeffer和Salancik，1978）以及跨国公司制度化的结构、政策和实践所带来的经营优势。然而，这些结构、政策和实践可能与外部合法性要求不一致。而且，制度距离越大，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的内部合法性与外部合法性要求之间的差异可能越大（Kostova，1997），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平衡内外部合法性需求的难度就越大。合法性冲突一方面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履行社会责任面临着“双重标准”的抉择难题，导致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关键社会责任议题领域增加行动的平衡难度，进而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实践表现；另一方面还会引起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管理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即采取符合东道国要求的本地化管理模式还是实施来自母公司的全球一体化管理模式，这会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管理绩效。

制度距离的存在可能会影响跨国公司管理者在东道国履行社会责任的移情效应和知识转移能力。研究表明，人们的利他行为是建立在共性而非怜悯的基础上（Cialdini等，1997）。尽管人的移情作用为人们的利他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Batson和Shaw，1991），但这种移情作用来源于对接受者和施惠者相似性的感知（Ray，1998）。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加，特别是文化制度距离的增加，跨国公司管理者对东道国相似性的感知度下降，移情效应会随之减少，采取利他行为即履行社会责任的愿意会降低。而且，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履行社会责任能力受到母公司与东道国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之间的知识转移影响。而母公司与东道国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嵌入于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因此在知识的利用和积累过程中，所积累的知识必然带有各自制度环境的烙印（Kostova，1999），这使得跨国公司在跨国界转移知识时可能会面临多重的、不同国家的制度压力，跨国界转移知识变得困难。特别是，制度距离越大，母公司与东道国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之间双向以及单向的知识转移越困难，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也会下降。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提出假设H1：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越大，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绩效越差。

2.进入模式、制度距离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表现

进入模式一直是跨国公司在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核心决策之一，进入模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跨国经营的成败（Anderson和Gatignon，1986），也会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能力产生影响。首先，从本质上来说，制度距离导致跨国公司外来者劣势的根源在于其外来者身份（王凤彬和石鸟云，2011），因此选择合适的进入模式是减少跨国公司外来者劣势的一个重要途径（王凤彬和石鸟云，2011；Eden和Miller，2004）。研究表明，选择一个合适的本地伙伴开展合资经营能够减少陌生性成本和当地政府的歧视性对待（Eden和Miller，2001），因为相对独资经营模式而言，合资企业对当地的管制、规范和认知环境更为熟悉，更能保持对东道国外部环境的敏感性，更容易获得政府部门、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公众、媒体以及顾客等利益相关方的认可和接受。外来者劣势的降低使得合资企业相比于独资企业的合规成本更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来企业相对于当地企业的竞争劣势，减少了对企业“冗余资源”的挤出，进而有利于提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能力。其次，从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与当地制度环境保持同构的视角来看，采用合资经营模式可以使跨国公司较快地学习到当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惯例和行为方式，所建立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更容易采用相似的并能得到认可的制度化的社会责任管理形式、结构和政策，有助于提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再次，当内外部合法性存在严重冲突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寻求外部合法性的要求往往会高于寻求内部合法性的要求（Rosenzweig和Nohria，1994），因此通常会寻求与本地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Chan和Makino，2007）。这意味着合资经营模式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内外部合法性冲突，降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履行社会责任的平衡性难度。最后，采取合资经营的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从东道国的“外部人”转变成了“内部人”，增强了跨国公司管理者对施助者和受助者相似性的感知，移情效应增加，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利他行为即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会得到提升。为此，我们提出假设H2：进入模式负向调节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即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加，合资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会更加明显地优于独资企业。

3. 经验、制度距离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表现

经验可以看作是“距离桥接”（Distance-bridging）的因素（Child等，2002），因为随着在东道国运营经验的增加，因制度距离引致的跨国公司外来者劣势将会减少并最终消失（Zaheer和Mosakowski，1997）。具体而言，首先是随着经验的累积，跨国公司更加熟悉东道国的环境，使得管理者能够正确地感知和回应环境不确定性和风险（Henisz和Delios，2001），而因对东道国不熟悉造成的陌生性成本也会逐渐减少甚至消失（Zaheer, 2002）。其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各方打交道的不断增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经营性知识往往是通过与东道国组织场域中的各种利益相关方的交互所获取，因此跨国公司更加懂得如何消除东道国各利益相关方的差别对待，随之而来的是歧视性成本将逐步减少甚至消失。最后是跨国公司在持续经营过程中能够通过将公司的特定优势从母公司转移到东道国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或者直接模仿其他当地公司的组织实践来减少外来者劣势（关系性成本）（Zaheer，1995）。此外，经验的累积使跨国公司能够更好地处理在东道国经营的内外部合法性冲突问题，同时能够使跨国公司寻找到更加适合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管理模式。实际上，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学习到更多的经验，制度距离的不利影响将会减弱（Wu，2009），因为制度距离降低了相似性，但经验却增加了相似性，在特定情境中开展运营和履行社会责任的经验可以弥补制度距离的影响。也就是说，通过经验的积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环境更加熟悉，制度距离的作用将会减弱（Arslan和Larimo，2010）。为此，我们提出假设H3：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经验负向调节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即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加，在东道国经营经验丰富的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绩效更加明显地优于在东道国经营经验欠缺的跨国公司。

二、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2009~2012年披露的“外资企业100强企业社会责任指数排名”中的在华跨国公司为基础研究样本，剔出有两年或三年未能进入此排名榜的样本，最后得到研究样本77个，它们分别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18家）、德国（6家）、法国（3家）、英国（1家）、荷兰（2家）、瑞典（1家）、瑞士（2家）、芬兰（1家）、日本（18家）、韩国（9家）、新加坡（4家）、印尼（1家）和中国台湾（12家）。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中，跨国公司在华的社会责任绩效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2009-2012年披露的“外资企业100强企业社会责任指数排名”。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中国）的法律制度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发布的2012年全球治理指数，该指数用六个指标来反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质量，分别为话语权和问责制（VA）、政治稳定性和杜绝暴力（PSAV）、政府管制效率（GE）、管制质量（RQ）、法制程度（RL）以及腐败控制（CC），每个国家或地区每项指标估计值为-2.5~2.5之间，数值越大代表治理绩效（法律制度质量）越高。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中国）的经济制度数据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2013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该组织每年对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制度质量进行衡量，具体包括贸易政策、政府财政开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货币政策、资本流动和外国投资、银行业和金融业、工资和物价、产权、规制、非正规市场活动等十个方面指标。综合这些指标，每个国家或地区得到一个0~100之间的分数，根据分数将国家或地区经济自由度分成五大类，即自由（80~100）、比较自由（70~79.9）、中度自由（60~69.9）、不太自由（50~59.9）以及受抑制（40~49.9）。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中国）的文化制度数据来自霍夫斯泰德指数，该指数从五个维度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即权利距离（PD）、个人主义（IN）、男性主义（MA）、不确定性规避（UA）以及长期导向（LO）。跨国公司的企业特征、在华经营的进入模式和经验（经营时间）数据根据各公司网站和年报手工收集而得。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3年经购买力平价调整的各国人均GDP数据。

2.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根据前文的界定，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表现包括责任管理、经济责任（市场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等四个维度的绩效，并以“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来综合衡量，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2009-2012年披露的“外资企业100强企业社会责任指数排名”。

（2）解释变量。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中国）的制度距离由法律制度距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等三个变量来衡量，其计算均采用Kogut和Singh（1988）提出的距离测算公式，即